被擄後的先知
第六世紀巴比倫被擄事件，對以色列先知在社會和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。
被擄後先知的信息
1. 從滅亡到盼望
被擄開始時先知的信息明顯地改變，神降災予以色列和猶大的信息逐漸消失。巴比倫入侵已成事實，一切避免災難發生的希望已完全幻滅，先知開始冀望神為以色列計劃更美好的將來。
被擄後先知所預言的祝福，並不代表報平安的先知的勝利，或否定被擄前的審判預言。相反，被擄之事印證了先知關乎災難的預言，耶和華既已達到施行懲罰的要求，便帶來美好將來的可能性。
被擄後，預言以色列受審判的宣告，只是針對個別在以色列該受懲罰的人。最後，先知的角色由審判變為安慰。
2. 呼召悔改
在被擄前和被擄初期，先知的呼召是叫以色列人面對現實和放棄假想，不要相信會快速復國。先知所關注的，是如何適應巴比倫管治的生活。
但在被擄後期的重建時代，當社會力求修補國民生活時，先知扮演教師的角色，引導人去改變心思行為。他們的職責是勸導而非預言災禍。他們的信息是，耶和華要求人在道德上的改革和更新，和將以施恩回應他們的改變。
3. 先知和宗教禮儀
被擄後先知對宗教禮儀也特別關注。先知視聖殿重建對重建國家非常重要，並把宗教禮儀的設立放在國民生活的中心。這信息上的改變與被擄後猶太社群的生活情況不同有關，也可能與先知出身於宗教禮儀背景有關。
先知與宗教禮儀的連繫，從先知書的體裁裡也反映了出來。看來先知書的集成本就是宗教禮儀性的。也許宗教禮儀已不再是人民自傲的原因，相反它成了更新和重建的必須條件。
4. 關於列國的神諭
在以色列君王執政開始，至被擄初期前，先知對列國的命運都不大感興趣，除非它們是以色列的敵人，或耶和華懲罰祂子民的工具。
從耶利米開始，先知的興趣包含了列國的命運。用來咒詛以色列敵人的傳統信息，再次在攻擊巴比倫的神諭中出現。
從第二以賽亞(註一)起，先知關於列國的神諭已逐漸模糊，態度上較為全球性。大部份先知書都包含了一個循環式的列國神諭，列國被耶和華的忿怒所威嚇。這些神諭大多屬波斯或希臘時代。與此同時，許多先知書都包含預告列國「聚集」到耶路撒冷的神諭，像是表徵猶太人與外邦人打破障礙，並全人類都承認耶和華是獨一神的將來。
【註一：以賽亞書可分為三部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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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9章，主前八世紀的著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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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-55章，第二部份以賽亞書，簡稱「第二以賽亞」(Deutero-Isaiah)，主前六世紀、在巴比倫被擄期間及之後的著作，特別寫給被擄的群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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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-66章，第三部份以賽亞書，簡稱「第三以賽亞」(Trito-Isaiah)，主前六世紀、在巴比倫被擄之後的著作，特別寫給回歸的群體。】
5. 末世論
被擄後先知的預言，有時會被說成是較為末世性的啟示預言。這種「末世」性的預言，是指向被擄後一段更長的時間，而非即將發生因罪所帶來的後果。其次，「末世」的意義是指神的行動在歷史中的超越性。另外，這是後人編修神諭時一種演繹的方式；當先知的預言沒有實現時，可藉此方式保留先知的權威。
在被擄後時代先知的角色
先知的傳統在被擄後經歷一個重大轉變，就是宗教禮儀的設定。
後十九世紀學者認為，幾乎所有被擄後先知的預言，都是宗教儀式圈子的產物。這被視作先知制度從公元前第七、八世紀對道德的高度關注，退落至初期針對宗教禮儀的「律法主義」。先知預言性的定義被擄後已不存在，「先知」已被用作聖殿官員的其中一個職銜。
近年來，對於被擄後先知著作的發展，Hanson認為有兩種明顯的因素。其一是先知作為聖殿官員的設立，用以撰寫禮拜儀式的文章。另一種因素是承繼了阿摩司和以賽亞的遺傳。這種先知運動，是抗議第二聖殿時期猶太主義的設立，他們的信息是嚴厲譴責祭禮生活的腐敗。
Hanson的理論受到研究舊約學者們廣泛接納。第二聖殿時代「先知」的角色和功能不再是單一化，有些看見道德改革的需要，有些卻傾向於耶路撒冷和祭禮的恢復。
先知的經歷
在被擄後時代，先知的經歷更為強調神的靈，是發出預言背後的原動力。也許只是被擄後的社會群體以神的靈來強調預言是來自神。
一個更重大的轉移，是被擄後先知書裡所關注的異象和異夢。若被擄前先知是堅持聽見神的話而非看見異象或異夢，這轉變是一個重要的分冶。
被擄後先知的作者，一般都視異象為神與祂的使者溝通的正常方法。有時異象是充滿象徵性的，需要解釋才能令聽的人明瞭個中意義。
一個關於啟示的問題是：究竟先知的異象是否「真實」的，或只是先知刻意採用的一種文學慣用法？當然，一些被擄後先知的預言是透過寫作去傳遞，而非公開的演說，這無疑是啟示性文學的方式。由於希伯來文化欠缺了形容文學靈感的慣用方法，看來這些預言原初是先知的異象和異夢，再由後人記錄而成，而不是神的「話」直接經由先知的口傳給祂的子民。
先知文學的格式
後先知時代，先知發言的方式有顯著不同。以「耶和華如此說」作開始，或以「耶和華的曉諭」作結束的神諭，這種在被擄前先知書慣用的公式，已不是被擄後先知書的特色。有時這種公式，會隨便分散在書中，作為預言真實性的保證。
一些在被擄前先知書鮮有出現的格式，現在明確顯示出來，尤其是喻象，和後來變成啟示格式的異象報告。也有溶合一些以「在那日」或「在末後的日子」作開始的神諭，這些神諭反映出先知對末世的興趣。這些發展都顯示預言是由說話逐漸演變成寫作的現象。也反映了預言著述成為優閒的文學作品，再沒有急需用說話傳遞的需要，和即時的影響。
先知書的編修
被擄後先知時代的一個特徵，是古代著作的官方或半官方版本的增長。先知神諭的收集，開始編成聖卷。或許最初先得到某些團體所尊重，後來成為所有猶太人共同分享的遺產。
一般覺得被擄事件是把先知著述收集和正典化的原動力，因這事件支持被擄前先知的預言，同時把先知從被看為嘲弄的對象，轉移成為可敬的人物。另外，為要保留猶太文化和宗教，國家文學實有保存的必要。
先知書編修的過程非常複雜，但至少包含三個元素。首先，先知的真確發言，是按次序編排的，有時按時間，有時按主題或標語。其次，關於先知的記事，被加入書內。第三，後期與先知沒有關連的神諭，被編入早期的先知集。有些加插的神諭，可能是某些受感的人的說話，有些卻是文士寫成看來可信的「先知」的發言。
至於編輯者的工作，如何被視為「先知性」，端視乎我們如何定義它。
一般相信真實預言的恩賜，在新約時代以前已在以色列消失，故此，任何自稱是得到神直接啟示的聲明皆備受質疑。有自稱為先知的也會被斥為騙子，在此情況下，有相信神曾向其說話的人，便要修飾他的信息，成為一些古先知的發言。這是一些啟示性著作用上偽名的部份原因，也解釋了一些附加於先知書上不太真確的部份。被擄後的先知通常把他們的神諭，表達成當時著作的附加說話，甚至全部寫作被錯誤地歸入前人的名下，而沒有像早期先知說是出於自己的口。
Source: John Barton, “Post-exilic Hebrew Prophecy”, Anchor Bible Dictionary.